1986年仲春的一个黄昏,大寨场院里扬场机的轰鸣声渐渐停下,几位年过半百的老社员坐在石碾旁抽旱烟。其中一人忽然低声叹道:“要是还是陈书记那套法子,咱如今啥光景?”这一句无心的话,将众人思绪拉回到三十多年前,拉回到那个贫瘠山坳刚刚被新中国镌刻进宏大蓝图的时刻。
往前推到1949年,大寨只是太行山深处普普通通的一隅。山陡沟深,粮田零散,旱涝交加,亩产不足一百五十斤,孩子常饿得啃榆皮。缺粮的村子在昔阳县并不稀奇,可大寨的脆弱土层让灾荒变得更难挨。那几年,村路上时常能见到外出逃荒的背影,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妇女。
1952年,三十多岁的陈永贵被推举为大寨总支书记。这名土布衣服上常挂着尘土的汉子,对“集体”二字有着近乎执拗的信仰。他不识几字,却会拉着社员站在山坡上比划:修梯田,筑坝塘,种耐旱谷子。他拍着胸脯保证:“论背水、填土、垒石墙,俺能熬得过这座山!”这种倔劲在那时颇能鼓舞人心。
紧贴实际的劳动竞赛随即被发动。白天下地,人拉肩扛;夜里点松脂,大伙围着“开会算账”盘坡改梯进度。到了1963年,大寨报出的亩产数字突破七百斤,不仅能自给,还支援周边县区二十四万斤公粮。宣传车从省城一路开进村口,喇叭里高喊“农业学大寨”,陈永贵成为“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人”的标杆。大寨奇迹就这样被写进了当时的年鉴。
1964年12月26日,北京中南海。毛主席过七十一岁生日,陈永贵站在暖气不算足的大厅,握着主席的手,明显有些拘谨。席间主席笑道:“山西那旮瘩冷,你却种出高产,这股子劲挺好,好好研究。”一次亲切的交谈,把一个山里汉子推到国家舞台。1975年1月,陈永贵被任命为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。
升任高位后,他仍三天两头惦念大寨。每逢回村,总要绕到老梨树下看墒情。可是,时代悄然生变。1978年12月,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。安徽凤阳小岗村把包干到户的红手印摁在红纸上,全国农村风向迅速切换。大寨却仍保留高度集体化,陈永贵不愿动,社员也观望。
1979年春,旱情再度来袭,集体作业方式在分散劳力方面显露短板,粮食总量虽未大幅下降,却已不再耀眼。更要命的是,周边村户均收入直线上升,社员难免攀比。有人悄悄议论:“人家干一天两块多,俺这里还是集体工分。”表面平静的山村,裂纹开始蔓延。
此刻的陈永贵陷入两难。离开基层后,他面对全国数字,却最牵挂自家那几道山梁。包产到户若在大寨推开,等于否定了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模式;若执意守旧,又怕千辛万苦垒起的梯田被时代抛下。他在日记里写道:“心烦,夜不能寐。”
同一年,郭凤莲在“铁姑娘”突击队旧址默默收拾锄头。她当时三十三岁,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,却并未预料接下来命运转折。1980年初春,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会见郭凤莲,两人就包产到户交换看法。会见结束时,老人家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尚在耳边回荡:“不怕改,怕的是不敢改。”
1991年,郭凤莲四十四岁,正式接过大寨党委书记印章。那一年,陈永贵已逝四年。村账本摊开,赤字清晰刺目,社员年人均收入不足八百元。“集体不赚钱,还让社员咋过?”郭凤莲心里明白:一锄头一锄头刨不出新希望,大寨必须换跑道。
先是外出学习。浙江义乌、广东中山、江苏无锡,她带领两名村干部坐绿皮火车跑了五千多公里。工厂流水线、股份合作制、乡镇企业红火景象令她直呼“眼界大开”。回村后,一场持续两昼夜的碰头会在食堂进行。她拧开暖瓶,只说了两句话:“咱不丢掉集体这块牌子;但集体得有新本事。”
羊毛衫厂就这样冒险上马。启动资金靠贷款二十万,厂房用的是改造过的原料仓库。第一批机器轰鸣那天,很多社员在窗外张望,口袋里攥着投工通知单,面露狐疑。三个月后,县里第一条纯羊毛女式开衫在大寨下线,订单接踵而至。绵延二十余年的农业旗帜,旁边突然立起工业招牌,一时间议论纷纷。
有意思的是,阵痛很快被收入数据冲淡。1995年底,羊毛衫厂销售额突破三千万元,分红让每家都换了新门板。接着,机械配件厂、塑编厂、酿造厂陆续建成。返乡青年从不足百人增长到近千人,村口的机噪盖过了鸡鸣。集体经济仍在,模式却大不相同:厂房归村里,股份以劳日加资金形式分配,盈余再进公共福利账户。
2000年前后,大寨主街整修,水泥路面取代石子坡,路灯亮到半夜。孩子上学不再翻山,村里自己筹资建成中心小学;60岁以上老人吃上免费午餐。财经杂志开始以“山坳里的工业明星”报道大寨,课堂课件里,大寨由农业奇迹转为“二次创业范例”。
然而,发展带来的隐忧不容忽视。2005年,村办铸造厂排污口监测超标,沿河菜地叶片枯黄。郭凤莲当即拍板:限期治理,停产整改,必要时转产。有人心疼利润,她摇头:“没有绿水青山,哪有咱庄稼汉的根?”既要工业,也要环境,大寨进入发展第三阶段——旅游。
步道、观景台、陈永贵纪念馆陆续落成;昔日梯田成为户外写生基地;羊毛衫厂辟出一条生产线做文创产品。2011年,大寨人均纯收入达到一万三千余元,集体可支配收入破亿元。村干部开会,最常讨论的是游客接待量与污水处理配额,而不再纠结麦苗亩产。
就在这时,郭凤莲在与家人闲谈时轻声感叹:“若是当年依着陈书记的老路,大寨会在哪儿?”她的外甥女随口答道:“也许还在种谷子吧。”旁边一位老干部沉思良久,只吐出一句:“怕是难有今日。”对话短短,却映照出一段历史的岔路。
究竟会走向何处?以当年集体高投入、高统一的经营逻辑推算,维系数千亩梯田、庞大水利体系需持续劳力。如果不转向家庭经营或非农产业,当1990年代化肥、农膜、良种迅速普及时,大寨的“团体作业”便可能因成本僵化而丧失竞争力。周边农户每亩支出下降、产量提升,而集体模式却需层层审批、集中分配,资金周转慢,劳动力激励不足,易陷入“干多干少一个样”的困境。到那时,外出打工潮未必能拦得住,青年离村,梯田荒废,昔日奇迹恐怕成为一幅褪色的口号墙。
陈永贵本人并非不识大势。1980年3月,他在一次内部谈话中承认:“新形势新办法,俺也得想想。”只是他与时间赛跑,却终究来不及调整心中的准绳。当年十一月,他递交辞呈,请求不再担任副总理。这位昔日的“山西愚公”选择默默退场,把选择权留给后来人。
不可忽略的一点:梯田、水渠、道路等基础设施,依旧为后来的发展打下地基。没有那十几年的“硬骨头”工程,工业项目很难迅速落地,更不用说后来蓄水、植被恢复以及乡村旅游。换言之,第一阶段的集体奋斗奠定了物质条件,第二阶段的体制调整激活了要素流动,两者缺一不可。
郭凤莲在多次接受采访时提到“延续与创新的关系”。她认为,陈永贵留下的精神财富——吃苦耐劳、集体荣誉感——必须保留;而运作方式、利益分配乃至产业选择,应随政策与市场更新。换车道不停发动机,大寨才驶出下一程。一句略带乡音的总结被媒体记录:“陈书记给俺的,是敢闯;政策给俺的,是闯的路。”
对比之下,若大寨单纯延续老模式,极有可能因缺乏利润源、自身调节机制僵化而陷入“扶不起也放不下”的尴尬。更严峻的是,人口、资源、技术三大要素正向流动的天平在九十年代统统倾向东南沿海,留守山区村庄若没有新产业,很难挡住空心化。大寨要守住集体招牌,必须让“集体”与“活力”结合,而不是与“平均主义”画等号。
再看统计数字。1991年,大寨人均收入比昔阳县平均低一百六十元;十年后,高出近三千元。若剥离非农收益,仅靠粮食,大寨梯田亩产虽仍维持在七百斤上下,但收益差距与外界势必扩大。因此,若无工业、旅游补位,大寨可能维持温饱,却难谈小康。
有学者提出假设:假如大寨在1983年起分批试行联产承包,同时保留部分机耕队、山林队统一管理,或可在保留集体协作优势的同时解决激励问题。然而,这仍离不开非农产业的注入,因为太行山区农业比较利益有限。换言之,不管路径怎样变,跨出土地是必然选项。郭凤莲的真正贡献,在于敢于迈出这一步,并把集体和市场杂糅成一种有弹性的模式。
值得一提的是,大寨后来的工商联动并未放弃合作社传统。羊毛衫厂把分红分为“劳分”和“股分”,前者按出勤核算,后者按资金或资源投入计算,这在九十年代乡村企业中相对超前。制度细节看似枯燥,却直接决定了农民与集体的黏度。正因为股份分配兼顾贡献与公平,社员既能分享收益,又不会因资本差距被边缘化。
晚年的郭凤莲偶尔会到陈永贵墓前献上一束野菊。山风吹动花瓣,她会停留片刻,没有多言。旁边工作人员曾听她低声自语:“书记,咱大寨还行。”十一个字,道尽对前辈的敬意与对现状的释然。山路依旧蜿蜒,梯田依旧层层,但村民眼里的世界已经延伸至万里之外。
无论学术界如何评判,大寨案例折射的核心问题一直清晰——当制度变革与本地实际相遇,是坚守还是调整?陈永贵选了前者,郭凤莲选了后者。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轨迹,却也共同写成中国农村改革的多样样本。对照半个世纪的风雨,可以认定:若没有及时转弯,大寨或将在市场化浪潮中失声;若完全割裂过去,又会丧失团结与组织优势。复杂的答案隐藏在时间深处,既不能简单否定,也不能盲目神化。
关于大寨经验的当代启示
从大寨六十年的变迁里,可提炼出三点值得注意的经验。第一,基础设施和环境修复是乡村振兴的底盘。当年“人拉肩抬”修出的梯田、水渠,不仅锻炼了组织力,还为后续产业升级提供了硬件条件。第二,制度必须与激励相匹配。仅有集体不够,必须让个体收益与集体利益形成正相关,才能激活成员的积极性。羊毛衫厂的“劳分+股分”模式,为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提供了鲜活案例。第三,产业结构调整要紧跟比较优势。
太行山区农业禀赋有限,单纯提高产量难以带来质变正规配资十大排名,引入工业和旅游,是利用区位、人文、品牌等多元资源的必然选择。当前不少中西部村庄面临劳动力外流、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,若能抓住自身特色,补上交通、信息短板,再配套灵活的分配机制,依旧有后来居上的可能。大寨曾经的成功与转型,提示了“集体”与“市场”并非绝对对立,而是可以在实践中找到平衡节点。现实中的每一个乡村,都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划出自己的曲线,方向正确,弯道就能超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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