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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4年夏季，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。蒋介石调集了众多部队，对红军主力展开了围追堵截，同时不遗余力地破坏中共在白区的各项活动，导致上海的党组织遭受了极大的破坏，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因此中断。1935年5月29日，中共中央在泸定召开会议，作出决策，派遣陈云前往上海，着手恢复白区党组织，并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。6月，陈云毅然离开了长征队伍，在地下党员席懋昭的严密护送下，化装成商人，乘坐民生号轮船抵达上海。
长征时期的陈云
1935年7月的初期，陈云抵达了上海，以他在中共中央特科时期所使用的化名“李介生”登记入住位于法租界的永安旅馆，并顺利地与中共地下党员章秋阳取得了联系。章秋阳系当时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的亲弟弟，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东方信托储蓄公司的高级职员。他早年间与陈云曾在商务印书馆并肩进行革命斗争，那时他“依然承担着党的外围掩护任务”。章秋阳随即邀请陈云到自己位于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坊21号的家中。出于安全考虑，章秋阳还特地安排陈云迁至公共租界北山西路的老泰安里，以及位于近北京路和北浙江路口的一家钢铁商店的楼上暂居。
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会场。主席台左起：陈云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毛泽东、朱德、邓小平
在上海逗留期间，陈云不仅致力于党的秘密活动，同时亦着手准备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汇报。他以“廉臣”为笔名，假扮成一名被红军俘获的国民党军医，着手记录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。在恢复中共组织的7月22日，中共上海中央局以及江苏省委再次遭受重创，局负责人、宣传部代理部长董维键等人不幸被捕。在章秋阳的帮助下，陈云历经曲折，终于与上海中央特科取得联系。随后，他又见到了从香港返回上海的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，同时也是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。
紧接着，中央特科转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报指示，要求撤销上海临时中央局，并指令主要负责人即刻前往莫斯科。陈云作出决策，安排潘汉年先行出发，而自己则暂留上海。至8月中旬，上海党组织再度遭受严重破坏，在共产国际的敦促下，陈云遂启程赴莫斯科。
宋庆龄借助马海德。
延安时期的陈云
陈云能否安然抵达苏联，此问题实乃棘手之极。鉴于当时日本已侵占东北，他若取道东北路途将极为艰难。中央特科精心策划的路线，系由上海启程，搭乘苏联轮船抵达海参崴，随后换乘火车前往莫斯科。然而，在上海这一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之地，顺利登上游轮亦非易事。恰在此时，一位至关重要的联系人出现了，她便是宋庆龄女士。
宋庆龄虽非中共党员，却已在1933年秘密加入共产国际。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苏区以后，有几年时间，宋庆龄的上海寓所成为共产党员互相联络以及同苏区、共产国际联系的“唯一地点”。1934年，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“围剿”，中共上海局书记盛忠亮秘密会晤宋庆龄，请她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起运动，减轻国民党对苏区的压力，宋庆龄答应竭尽全力。在红军长征途中，宋庆龄也与中共中央保持密切联系。
1954年7月，毛泽东和陈云在北戴河海滨
为确保陈云能够顺利前往苏联，宋庆龄巧妙地利用了外国医生马海德的力量。马海德，1910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阿拉伯移民家庭。1933年，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，随后前往上海，以考察东方流行的热带病。1934年11月，马海德在史沫特莱家的聚会上与宋庆龄相识。在宋庆龄的影响下，他加入了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，并开始同情并支持中国革命。马海德在九江路的私人诊所，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秘密联络的关键地点之一。此外，他还时常驾驶自己的小汽车外出，遵照宋庆龄的嘱托，秘密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材，为红军提供支援。
1935年夏季的一天，宋庆龄把马海德约到上海家中，向他交代了把两位客人护送到一艘开往苏联的船上的任务。翌日傍晚，马海德穿上时髦的西服，开着天蓝色的福特轿车，护送陈云和从中央苏区来到上海的陈潭秋二人去了码头。一路上虽有重重关卡，但正如马海德所言：“在旧中国，我这个外国人就是畅通无阻的护照。”回到诊所不久，马海德接到了宋庆龄的感谢电话。后来，他又收到了宋庆龄派专人送来的信，才知道送走的是两位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。
1959年3月，陈云考察桂林钢厂。
陈云一行人在海参崴登陆后，苏方公安人员装作押解走私犯的样子，把他们押送到海参崴公安局。在公安局，他们换上了西装，然后乘火车前往莫斯科。1935年9月上旬配资头条官网，陈云等人到达莫斯科，随后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。陈云的报告恢复了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中断近一年的联系，更增强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了解和信心，让他们“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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